印度，是目前與我國存有領土爭議面積最大的周邊國家。兩國間共有2000公里長的邊界線，分東、中、西三段。其中，爭議面積最大的是東段「麥克馬洪線」以南以及西段阿克賽欽地區，雙方爭議領土共計12.5萬平方公里。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以來，隨著印度領土野心的膨脹，印方在我西南邊境一帶不斷製造流血事端，蠶食我國領土，同時支持和收容西藏叛亂分子，致使兩國在1962年10月爆發了全面武裝衝突，此後兩國關係長期處於不正常狀態。儘管1976年中印兩國恢復了大使級外交關係，改革開放後雙方領導人也頻繁互訪，並簽署了一系列的協議和協定，但因邊界問題始終沒得到徹底解決，因此印度對我一直存有猜疑和戒心，影響和制約了雙邊關係的深入發展和根本改善。
一、中印邊界爭端的歷史原由
中國和印度均為舉世聞名的文明古國，早在公元前2世紀，兩國人民間的友好交往就有了文字記載。後來，中國高僧法顯和玄奘又去印度求經，印度高僧達摩也曾來華傳教並創立禪宗……長期的交往，使兩國人民結下了深厚友誼。二戰期間，印度國大黨曾派出醫療隊來華，直接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柯棣華大夫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新中國成立後，中印兩國仍然有過親密交往。1950年4月1日，印度便與我國正式建交，成為第一個同我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1954年兩國總理實現互訪，並在國際社會共同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因此從兩國的交往史中可以看出，中印之間是有著和平共處、友好交往的優良傳統和基礎的。中印邊界爭端的產生、形成和發展，完全是近代英國殖民主義者人為製造，及印度政府領土野心急劇膨脹、奉行擴張主義政策的結果。
1、「西藏問題」的產生與「阿爾達版圖」的炮製
中印邊界問題本是歷史遺留的產物。西藏地方自13世紀起就屬於中國版圖，西藏地方政府也一直隸屬中國中央政府管轄。早在西方列強侵入西藏前，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國其他各民族地區政府一道，共同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和國家的領土完整。數百年來，從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否認過「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事實。自那時起直到19世紀後期，在世界歷史和國際關係中，從未出現過什麼「西藏問題」。
19世紀下半葉，英國殖民主義者吞併了全印度，之後便進一步擴張其勢力範圍，並向喜瑪拉雅山地區推進，企圖分割中國、侵佔西藏。早在1774年，東印度公司就派人進入西藏瞭解情況並確定了侵藏計劃；1888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西藏的「隆吐山戰役」，正式拉開了外敵侵略西藏的序幕。1892年，國力衰微的清政府為了阻遏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入侵，曾在我國南部邊疆喀喇崑崙山口樹起界碑，銘文宣告：「中國領土自此開始！」但已將印度淪為殖民地的英國並不甘心就此止步，為了實現其侵佔中國領土的陰謀，時任英國陸軍少將的約翰.阿爾達向英外交部和印事務部呈發了一份文件和一張地圖，擅自將印中邊界劃到我國境內的崑崙山一線。按照「阿爾達版圖」，我國阿克賽欽地區、葉爾羌和喀拉克什河繫上游地區等，都將並入印度領土。
「阿爾達版圖」不僅遭到清政府的斷然拒絕和承認，就連印度總督埃爾金勳爵也予以否認。埃爾金警告英國政府：如果試圖推行阿爾達提出的邊界，必將導致英、中關係的緊張甚至戰爭，而讓俄國坐收漁人之利。他說，喀喇崑崙山脈可能是世界上最難進入的一個地區，山的另一邊人煙稀少、道路崎嶇，如果向中國方面推進，就會使自己同前沿哨所間出現一條交通最困難的地帶，不但會削弱軍事陣地的防禦能力，在經濟上也沒有任何好處。但英國殖民主義者不肯就此罷休，他們趁西方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之機，於1903年11月發動第二次侵藏戰爭，1904年8月3日佔領拉薩，並逼迫清政府駐藏大臣與其訂立了城下之盟--《印藏條約》。
清政府獲悉條約內容後，即刻電令駐藏大臣不得在條約上簽字，並向英國政府提出了交涉和抗議，然而未果。自此，中國西藏便逐步淪為英國的勢力範圍。
在英國佔領西藏期間，殖民政府不僅在西藏扶植親英派，進行各種分裂中國的活動，而且根據條約要求，還割佔了我國亞東以南春丕溝一帶的領土，並向中國索賠50萬英鎊，同時還從西藏掠走了400多馱珍貴文物。這實際上成了百餘年來中印邊界爭端的最初起因。
2、中英藏「西姆拉會議」與非法的「麥克馬洪線」
1914年，中國政府提議在倫敦召開會議，合理解決西藏問題。當時，因英國殖民勢力已完全控制了西藏地方政權，因此英國在同意召開「西藏問題會議」的同時，要求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代表與會，並將會議地點定在印度的西姆拉，這就是所謂的中英藏「西姆拉會議」。會上，英方代表亨利·麥克馬洪在一張地圖上隨意劃了一條線，將中國一塊約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印度，並逼迫中國談判代表陳貽范在未經清政府同意的情況下，簽署了條約草案。
清政府批評了陳貽范的行為，宣佈不承認草約內容。無奈，麥克馬洪只好同西藏代表簽訂條約，並聲稱該條約對英藏雙方都有約束力。簽字前，他們有意支開了陳貽范。就這樣，西姆拉會議草草收場。三方會議，實際變成只有兩個參加者；應三人簽字的公開條約，變成了只有兩人簽字的秘密宣言，另加一張一錢不值、在簽字過程中幾經修改的地圖草案。
「麥克馬洪線」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在劃界的原則上也很隨意，因此並不符合任何一條劃界原則。印度政府事後曾稱「麥線」符合分水嶺原則，但分水嶺原則僅是劃界中考慮的一個原則，種族、文化原則比分水嶺原則更具重要性。何況「麥線」將闐河水系和雅魯藏布江水系攔腰切斷；從地理上講該地區南北坡度不大、易於通行，是連接中國新疆和西藏的唯一通道，而再往西行卻是高聳入雲的喀喇崑崙山脈，極難通行。因此，「麥線」也不符合分水嶺原則。這一點，就連印度政府後來也並不否認。
由於「麥線」的非法性，使得這個邊界線的炮製者不敢公開承認它的合法存在。1929年英印政府出版的《艾奇遜條約集》，承認中國代表未在條約上正式簽字。此後20年中，英國《泰晤士報》出版的地圖集中也未標出「麥線」，中印邊界仍然是在喜馬拉雅山南麓一線，這同中國的主張完全一致。
1935年，英印政府在《艾奇遜條約集》中收入了《西姆拉條約》，並在《泰晤士世界地圖集》上畫出了「麥線」的具體位置。新版《艾奇遜條約集》第十四卷，實際出版於1937年，但為遮人耳目，他們弄虛作假，冒充是1929年版本，而將最初版本全部收回銷毀。幸運的是，初版《艾奇遜條約集》尚有一本存於哈佛大學圖書館，由此使英國政府作偽證的罪行，昭然於天下。
「麥線」位置雖在地圖上標出來了，但英印當局並不敢將其作為中印正式邊界，而是註明「未經標界」。就連後來（1938年）印度測量局發行的西藏地圖，也仍標明「麥線」以南的達旺屬於西藏。即使是1946年出版的尼赫魯《印度的發現》一書，仍然標明印度的邊界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
因為他們內心清楚，這種在書本上偷偷摸摸做手腳的行為不光彩，也不具備法律效力，根本否認不了西藏地方政府對達旺長期行使行政權力的客觀事實。所以不久，印度便對達旺地區進行實地考察，並向當地居民徵收賦稅，但當印度巡邏隊到達達旺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向英方提出抗議，要求英方人員撤走。最後，英國殖民通過武力趕走了西藏地方當局的管理機構，在達旺等地建立了他們的哨所。「麥線」的炮製，實際成為中印邊界爭端的另一起因。
3、尼赫魯的「前進政策」與「裡窩那計劃」的出籠
如果說中印東段邊界是英國殖民政府留給中、印兩國人民的「遺產」的話，那麼西段邊界則是尼赫魯政府繼承英印政府殖民主義政策而人為製造的。
1947年8月14日，印度擺脫了英國殖民統治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尼赫魯政府全盤繼承了英國殖民政權的遺產，包括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和擴張政策。只是英國駐拉薩代表機構搖身一變，成了印度的代表機構。1955年，中國政府開始向西藏進軍，印度政府聞訊後立即作出強烈反應，他們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一項措辭嚴厲的抗議，對西藏遭到「入侵」和中國「用武力」解決西藏問題表示「遺憾」。
中國政府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表示願意在平等談判的基礎上，協商解決邊界問題，但卻遭到印度政府的蠻橫拒絕。尼赫魯認為，中印邊界已由「麥線」劃定，兩國並不存在邊界問題，因此無需談判。儘管他承認，只有從不丹向東的邊境是由「麥線」劃定的，中印邊界的其它地段並未劃定，但他還是武斷地將印度在「麥線」問題上的僵硬立場擴大到了中印邊界全線，由此成為中印西段邊界爭端的起因。
中印西段邊界情況與東段不同。我們姑且不論「麥線」的非法性，但它畢竟是一條在地圖上畫出來的「邊界線」；而在西段，就連這樣一條「邊界線」也沒有，只有一條「習慣線」。習慣線以北歷來由中國政府管轄，印度只是在1957年從一份中國畫報上看到中國在該地區修築了新藏公路，才於1958年9月向阿克賽欽地區派了一支偵察隊，開始對該地區進行偵察，但隨即便理所當然地被中國政府「遞解」出境。
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我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聲稱新藏公路通過的土地「若干世紀以來就是印度拉達克地區的一部分」，該地區同「印度兩千多年的文化和傳統有聯繫，而且已經成為印度生活和思想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他們卻拿不出任何證據來證明這一點，所以自然不能得到中國政府的承認和理睬。
對於中印邊界問題，我國政府的態度十分明確，即：中印邊界未曾劃定，中國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從未訂立過有關兩國邊界問題的任何條約或協定；至於被印度政府視為具有國際法效力的「國際協定」--《西姆拉條約》及「麥克馬洪線」，則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著中國中央政府之所為，中國政府沒有簽字，歷屆政府均不承認該條約的有效性，因此不能將其作為兩國的邊界協定看待。但考慮到各種複雜原因，中國政府表示有必要對「麥線」採取現實態度，希望通過和平談判協商解決邊界問題，使其不影響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中國政府建議，作為一種臨時性措施，雙方應暫時維持邊界現狀。但印度政府卻堅持認為，中印之間不存在邊界問題，「麥線」已經劃定了中印邊界。同時，還為開展談判規定了先決條件，即：中國應首先承認「麥線」，並接受印度主張的西段邊界線，在此基礎上兩國可就一些「枝節問題」進行談判。這是中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這樣，印度政府實際上單方面關死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大門，致使後來用戰爭手段解決邊界爭端，成為不可避免。
由於「麥線」僅是地圖上標出的一個大致走向，從未實地標出過，為了證明印度對「麥線」以南擁有主權，印政府決定單槍匹馬沿「麥線」進行實地勘查、標界。勘界過程中，為了方便自己建立哨所，他們還隨意移動「麥線」，將「麥線」並未劃入印度的兼則馬尼、郎久等地劃入印度。如，馬及墩位於「麥線」以北2英里處，印度勘界人員經過實地考察後認為，如果把「麥線」調整到緊靠馬及墩北側，對印度建立哨所更為方便，於是他們又把「麥線」向北推移了2英里。
尼赫魯政府這種無視中國政府存在的行為，就連英印政府恐怕也做不出來。但尼赫魯卻爭辯說，這只是根據實際地形「來體現這個地區的條約附圖」，符合國際慣例。但他沒意識到，單方面勘界是不符合國際慣例的，不與鄰國商量任意更動邊界線，更不符合國際慣例。
隨後，印度軍隊單方面奉命行事，首先出兵侵佔了郎久，爾後再推進到馬及墩南側，由此導致兩國軍隊在1959年8月25日爆發了第一次邊界衝突。這是中印邊境(朗久地區)發生的首次武裝衝突，自此揭開了雙方軍事對峙的序幕。
衝突中，印度軍方一死一傷，引起新德里朝野上下一片嘩然。隨後，尼赫魯作出決定，將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並向國會議員多次表示，印度軍隊已經作好準備，將不惜一切在邊境問題上與中國進行一場戰爭。
但直接使用軍事力量把中國軍隊從印度「領土」趕走，並不符合印度的「非暴力」原則，而同中國和解則意味著屈從於中方壓力，有損印度的民族自尊。尼赫魯決定另避蹊徑，尋找第三條道路。這就是，奉行「前進政策」，派巡邏隊搜索中國「佔領」地區，在不進攻中國陣地的情況下，插入中國據點之間的空白地帶，堵住中國人向前推進的路線，改變阿克賽欽中國軍隊佔領現狀，使該地區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都成為印度領土。
尼赫魯的「前進政策」於1960年開始實施，但直到1961年11月2日召開的決策會議上，才為這一政策的具體實施規定了明確目標。這就是：在西段，向印度主張線盡可能地推進，在邊境地區設立哨所，阻止中國部隊的前移。在東段和中段，把哨所推進到「麥線」，對整個邊境地區加以有效佔領。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尼赫魯的「前進政策」，給印度人民帶來了一場災難。
1962年10月1日，印度國防部召開作戰會議，國防部長梅農宣佈：根據尼赫魯總理的授權，印度總參謀部制定了一個將中國軍隊清除出去的作戰計劃，即「裡窩那計劃」（「裡窩那」是意大利的一個港口，因二戰時印總參謀長曾在該地作戰而以此命名）。其作戰任務和要點是：在東部，佔領塔格拉山脊，將中國軍隊趕出塔格拉山；在西部，拔掉中國軍隊的21個據點，佔領全部有爭議的阿克賽欽地區。同時，為加強東部的軍事力量，擬迅速組建一支特種部隊--第4軍，任命考爾中將親赴東北邊境指揮作戰，並兼任第4軍軍長。要求印軍10月10日以前，完成作戰的各項準備工作。
「裡窩那計劃」的制定和出籠，成為中印邊界大規模武裝衝突的直接導火線。
二、中印邊界衝突的前前後後
面對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和印方咄咄逼人的架勢，中國政府一直採取克制和忍讓態度、積極謀求協商解決邊界爭端的方式和途徑。1960年4月，周恩來總理前往新德里與尼赫魯總理舉行會談，重申了中方的一貫立場。周恩來指出，中印邊界從未劃定過，在談判未達成協議前，雙方應努力維持邊界現狀，不片面採取行動，更不允許用武力改變目前現狀。但印度方面卻頑固堅持其強硬立場，不聽中方勸告，致使談判最終未果。與此同時，繼續派兵侵佔、蠶食我國領土，並將部隊推進到「麥線」以北，實際上單方面堵死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道路。
1、印軍蠻橫跋扈，奉行「推進」政策
本來，「麥線」西段從東經91度39.7分到北緯27度44.6分，自西而東，略微偏南，在塔格拉山脊以南三四英里處。但如前所述，為建立哨所方便起見，印方將「麥線」調整為東經91度40分、北緯27度48分處，把「麥線」向中國境內推進了3.4分，這樣，僅此一舉便又多佔了我國約60餘平方公里的土地。
1961年11月，尼赫魯向其邊境特區駐軍發出「盡一切可能向前推進、積極佔領整個邊境」的命令，要求哪裡有縫隙就在哪裡巡邏或建立哨所。尼赫魯認為，只有這樣方能造成「實際上的主權」，十有八九會得到國際法的承認。
1961年12月，印陸軍總部發佈命令，要求其東部軍區將哨所盡量向邊界靠近，佔領整個「麥克馬洪線」。隨後，印度軍隊聞令而動，不到半年時間，便沿「麥線」建立了24個新哨所。
1962年6月4日，印度軍隊越過「麥線」在扯冬建立哨所，並以「麥線」以南數英里處的一個山口「多拉」的名字為該哨所命名。聲稱，「麥線」的確切位置只能由印度單獨決定，「多拉」哨所正像新德里一樣，無可爭議地屬於印度。9月9日，印度國防部召開會議，討論將中國軍隊趕出「印度領土」問題。會上曾有軍官提出，根據印軍的地圖，「多拉」哨所應在中國境內。但梅農卻說，不管什麼地圖不地圖，只把塔格拉山頂作為邊界線就行了。隨後，陸軍總部即發佈命令，要求印軍主力立即進駐多拉哨所，所有部隊作好戰鬥準備。9月23日，英國《泰晤士報》披露了印度政府準備使用武力趕走中國軍隊的消息。幾天後，《印度時報》也報道說：「10天前，印度政府作出必要時使用武力把中國的入侵者攆走的政策決定。……如果中國部隊不在適當的時間內自行撤走，陸軍應採取必要的步驟把中國軍隊從塔格拉山脊這邊的印度領土上清除掉。」
印方這種蠻橫的態度，在國際政治中極為罕見。
2、我軍後發制人，堅持「退避三舍」
在中印關係緊張之前，尼赫魯作為亞非會議的發起者之一，曾被世人看成反殖、反帝的代表人物。美、蘇兩國都在爭取印度，美國稱它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櫥窗」；蘇聯稱讚它正「向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同時，中印之間的友好關係，也處於全盛時期。
然而出人預料的是，事隔不久尼赫魯便挑起和支持了在我國西藏發生的上層反動分子的叛亂活動。接著，印度軍隊也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侵入我朗久及空喀山口以南等地區。我邊防部隊本著自衛原則，適度反擊，使入侵印軍碰了個頭破血流……
中印雙方第一次武裝衝突--朗久、空喀山口事件發生後，為避免再次發生類似事件，我邊防部隊遵著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開始單方面主動後撤。但此後不久（1960年），蘇聯軍隊卻在我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挑起事端。他們不僅在我邊境線內修建軍事設施，干涉我邊民的正常勞動和通行，而且還隨意毆打、綁架我國的邊民，阻撓我邊防人員的正常巡邏。這是赫魯曉夫在「聯合艦隊」、「長波電台」等企圖侵害我國主權事件碰壁後，因不甘心罷手而實施的一個嚴重步驟。同時，也是對印度入侵和蠶食我國領土的呼應和支持。此後，印度軍隊武裝入侵、蠶食我國領土的氣焰，更為囂張……
面蘇、印聯手反華的嚴峻態勢，黨中央、中央軍委在一方面指示我軍各部隊「加強邊防、做好防範工作」的同時，另一方面將我邊防工作領導體制由公安軍和部隊兩家負責，改為由總參統一領導，並成立了總參「防敵突襲」辦公室。要求全軍部隊「開得動、打得准、聯得上、合得成」，為應付更大規模的突發事件做了重要的思想、組織準備。毛澤東主席指出：中國決不屈服於美（因這一時期美蔣也在我東南沿海製造緊張局勢--引者注）、蘇和印度的壓力，就是他們「一起動手，陸、海、空一齊來，也休想侵佔我們一寸領土。我們就是要保衛中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不要別人一寸土地，不打第一槍，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62年5月，中央軍委確定了「整軍備戰」方針，即「在不擴充一兵一卒的條件下，提高部隊戰鬥力，以應付突發事件。」7月，面對印軍的瘋狂蠶食和屢屢進犯，我西段邊防部隊忍無可忍，提出在加勒萬河谷實施局部反擊，並打掉了印軍在我哨卡背後修建的幾個據點，保障了我哨卡同後方補給線的暢通和安全。作戰方案上報中央軍委之後，毛澤東主席當即指示：「停止實施這個方案！」並要求迅速派人到邊防部隊作解釋工作，說明我們的基本方針是：「犬牙交錯，武裝共處。」就在這時，我東段邊防部隊也提出了選點反擊的要求。毛澤東主席再次明確指示他們：「退避三舍，不打第一槍。」同時發表聲明，建議「中印雙方武裝各後撤20公里，邊界爭議通過談判來解決」。
尼赫魯政府仍然拒不接受中國政府的和平倡議。即使是在我軍出於誠意、單方面後撤，而印軍卻變本加厲地入侵、蠶食我國領土的情況下，我軍仍始終堅持「不打第一槍」。中國邊防部隊嚴格執行中央軍委的指示，在防線上克制和忍讓著，中印邊界形成了「犬牙交錯，武裝共處」的局面。
「退避三舍」的決策，產生了積極作用，具有重大意義。一方面尼赫魯政府拒絕談判、一心動武的蠻橫面目暴露無遺，在世人面前失掉了同情，全世界都知道，道義在中國一邊；另一方面也使蘇、美等國找不到給我製造麻煩和進行干涉的借口和理由；同時，由於進行了耐心細緻的說服解釋工作，我邊防部隊指戰員的鬥志更加高昂，執行中央政策更加自覺和主動。廣大指戰員忍受住被屈辱和傷害的情感，摩拳擦掌，堅持在實際控制線20千米內「不巡邏」，30千米內「不開槍、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確保了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指示精神的貫徹落實。與此同時，他們還在中印邊界一帶積極開展政治攻勢，宣傳我國維護中印友好的正義立場和具體政策，使印軍官兵的士氣和態度也程度不同地發生了積極變化。這對「有理、有力、有節」地打擊敵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洞察國際風雲，已已預見到了邊界衝突的不可避免，但仍指示部隊保持克制和忍讓。這是毛澤東「後發制人」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
3、印軍喪心病狂，力圖「突擊取勝」
在我方恪守「退避三舍，不打第一槍」、力求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同時，印度政府卻毫不在乎我方的態度和立場，一意孤行，繼續在邊境上全面推進，廣設哨所，武裝巡邏也一再深入禁地。
印度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除了受到蘇聯的縱容和支持外，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虛幻的「道德優越感」。萬隆會議後，「和平使者」的耀眼光環落到尼赫魯頭上，印度成了「不結盟運動」無可爭議的領袖國。而中共因與蘇、朝簽有一系列政治、軍事條約，無緣擠進這一集團，僅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不結盟會議。同時，當時的中國，「內外交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禁運和制裁也未有窮期；在此前後，中蘇決裂和逼債以及國內的「天災人禍」，使中國的國力降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點……在此情況下，尼赫魯政府自認為印度的國力、軍力，已經強大到足以和中國作對。何況，早在印度獨立後不久，尼赫魯就曾多次向議會表示，印度軍隊完全有能力保衛自己的邊疆。總之，正是由於這些因素，使得印度政府利令智昏、有恃無恐，一再要求部隊大膽推進，欲與中國決以雌雄。
但印度軍方卻對政府的「前進政策」持謹慎態度。印前陸軍參謀長蒂邁雅等人曾經主張，在印度軍隊向前推進建立哨所時，應盡力避開中國哨所，如果中國人在某處尚未立足，那麼印軍應毫不猶豫地巡邏並建立哨所；但無論如何，不得對中國哨所和巡邏部隊使用武力。即使是在陸軍總部被迫向部隊下達前進命令時，仍然提醒印度政府：前進政策很可能在軍事上招致嚴重風險，中國方面必然會作出強烈反應，原來平靜的中印邊界可能會因此而沸騰起來。並向政府指出了執行「前進政策」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如運輸和給養難以為繼、現有軍隊不足以對付中國軍隊等等。然而，軍方的提醒和擔心沒有引起尼赫魯的應有重視，反而遭到他「辦事拖拉，不執行政府指令」的指責。
1961年，尼赫魯終於完成了對陸軍總部的改組。反對其「前進政策」的陸軍參謀長蒂邁雅等一批敢講真話的軍官受到排擠和打擊，而見風使舵的軍官則得到重用和提升。尼赫魯的近親、慣於吹牛拍馬的考爾被任命為陸軍參謀局長，掌握了陸軍的大權，並成為尼赫魯的主要軍事顧問。考爾堅信，在任何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中，中國軍隊都不是印度軍隊的對手。他甚至主張「應不時地給中國軍隊予以打擊……比如，當我們發現他們的巡邏隊處於戰術上對我有利的地位時，就不妨來個短促突擊，造成殺傷或捉拿俘虜，或兩者兼而有之。」這表明，印度軍隊已經從過去的謹慎態度，開始變的失去理智……
考爾的上台，使印度政府「前進政策」的最後障礙得以清除，從此印度便迅速地向災難邁進。
4、我軍重拳出擊、「麥線」全面崩潰
從1962年6月印軍越過非法「麥線」、侵入中國扯冬地區開始，印度軍隊便一路推進、咄咄逼人，不斷擴大其侵佔範圍。9月，印軍第七旅侵佔了「麥線」以北的克節朗地區，並連續進攻駐守在擇繞橋的我國邊防部隊，打死、打傷我邊防部隊47人。同時，在邊境地區繼續集結兵力，拉開了一幅「戰爭解決問題」的架勢。
10月2日，尼赫魯在新德里公然聲稱：印度政府將「以軍事力量對付中國」，並在中印邊境全線集結了43％的陸軍作戰部隊。5日，印度國防部宣佈，在其「東方軍區」之下，成立專門對付中國的新的軍團，任命陸軍司令部參謀局長考爾中將為該軍團的司令官。12日，尼赫魯再次宣佈，他已下達了將中國軍隊從他所要求得到的中國領土上「清除掉」的命令。14日，印度國防部長梅農表示，要同中國打到最後一個人。隨後，梅農便乘飛機趕到了中印邊境東段的提斯普爾城，親自進行軍事部署。16日，尼赫魯召開印軍高級軍官會議，部署全線作戰行動。次日，印軍便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同時對我邊防部隊開始實施猛烈的炮擊。18日，印度國防部官員宣稱：已經把中國軍隊擊推兩英里。20日，印軍再次向我邊防部隊發起了更大規模武裝進攻，企圖進一步侵佔我國更多領土……
我邊防部隊對印軍得寸進尺的入侵、蠶食和挑釁，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同時，為了便於統一指揮，我軍在中印邊境西段和中段，建立了「康西瓦指揮部」（簡稱「康指」）。決定，阿里地區的部隊由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指揮；其縱深地區由新疆軍區負責指揮。同時，進行了必要的武裝和兵力上的相應部署。在中印邊境的東段，當入侵印軍越過朗久河、進佔克節朗地區後，我軍又先後成立了「東線指揮部」（簡稱「東指」，又稱「前指」）和「東段東部指揮部」（簡稱「丁指」）。「前指」由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政委譚冠三負責；「丁指」由軍長丁盛、副軍長韋統泰負責。「前指」指揮所部攻殲東段西部之敵，即印軍入侵的主要方向。「丁指」指揮由總部調撥的部隊攻殲瓦弄之敵。並且，在東段自衛反擊的主要方向上，我方集結的兵力接近於敵人的兩倍。至此，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場「自衛反擊戰」正式拉開序幕，並相繼展開……
這場自衛反擊戰，是在號稱「世界屋脊」的喀剌崑崙山上和喜馬拉雅山南側地區進行的。該地區地勢險峻，氣候惡劣，人煙烯少，交通不便。惡劣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對作戰行動具有嚴重影響，作戰的艱苦性十分罕見。
反擊作戰從1962年10月20日正式開始，至11月21日基本結束，歷時一個月，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0月20日開始至28日結束。這一階段的作戰，主要在中印邊境東段和西段地區進行。作戰中，印軍部署有1個軍部、1個師部、4個旅部和21個步兵營，總兵力約22000人。其參戰陸軍原是英國殖民地軍隊，曾參加過二次大戰，在北非、南歐和東南亞諸戰場上打過仗，自稱是「打遍歐、亞無敵手的強師勁旅」。其第四師號稱印度「王牌部隊」，是「印軍編制、裝備和訓練的試點部隊」；而第一一四旅則長期駐防克什米爾，經歷過嚴格的山地戰訓練。這些部隊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在印度陸軍中具有代表性。但是，在我軍的強大攻勢下，僅僅經過8天的激烈戰鬥，便全殲印軍第七旅及其他一部，俘虜印軍第七旅旅長季·普·達爾維准將，共殲印軍1900餘人，收復了東西兩段的全部被佔領土，用事實否認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本著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一貫立場，為緩和由印度當局造成的嚴重局勢，於10月24日發表聲明，提出包括「停止衝突，重開談判，雙方從實際控制線各後退20公里」以及「在此前提下，中國軍隊願意回到麥克馬洪線以北」等內容的「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建議。但印度政府在遭到慘敗之後，依然頑固，拒不認輸，不僅悍然拒絕我國政府的和平建議，而且當天便發表針對中國「和平倡議」的「反建議」，聲稱：只要中國政府退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讓印度軍隊重返各個哨所，印度便歡迎周恩來去新德里談判。但只談中國軍隊撤出阿克賽欽問題，其他問題免開尊口
可以想見：即使是在世界軍事鬥爭史上，戰勝國強加給戰敗國的條件也不過如此苛刻，新德里的蠻橫無理簡直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
隨後，印度政府進一步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更大的反華浪潮，加緊進行再次較量的戰爭動員和準備工作，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同時成立「應付緊急情況的」內閣，公開向美國等西方國家乞求軍事援助，並從全國各地調兵遣將，日以繼夜地向邊境地區增派軍隊、趕運武器，一心想與我國再次較量一番。
如上所述，印度之所以如此強硬，除了由於我國在內政外交上遇到暫時困難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得到了美蘇等國的聲援和支持。中印衝突一起，美國總統肯尼迪即對尼赫魯「表示同情」。原先美國一直不承認「麥克馬洪線」，但中印衝突爆發後，美國務院即表態承認「麥線」，同時表示願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隨後，英國等國也迅速作出了類似表示。不久，美英等國的軍火便不斷運抵印度。
印度的霸道行經，對其國際和外交形象造成了很大損害。戰爭結束後，印度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世人看清了其所謂「不結盟政策」的真實面目，此後它再也不能以國際仲裁者自居了（尼赫魯總理也於戰後不久大病不起，不治身亡。）。但讓印度政府略感寬心的是，原來站在中國一邊的蘇聯政府也開始偏袒印度。莫斯科貌似不偏不倚的聲明，將中蘇之間的分歧和爭議暴露在世人面前。正是以上這些因素，使尼赫魯更加膽大氣壯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10月26日，印度總統拉達克裡希南，在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的同時，授予了尼赫魯政府以絕對權力。接著，印度開始重新組織輔助部隊，號召青年人參軍，以抵抗中國「侵略」，並仍由考爾任作戰指揮，於11月14日和16日再次向我軍發起猛烈進攻……
有鑒於此，黨中央、毛澤東認為，要想緩和邊境的緊張局勢，創造用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條件，必須再次給予印軍以重創。隨後，毛澤東主席便簽發了再次反擊入侵印軍的命令，第二階段反擊戰正式進入實施階段。
第二階段從11月14日開始，至21日結束。這一階段的反擊，在東線主要分兩個作戰方向，即「麥線」東端的瓦弄方向及其西端的西山口-德讓宗-邦迪拉方向。在這一階段的兩個方向上，中國共投入4個師近3萬人的兵力；而印度的總兵力為2個師10個旅僅2萬餘人。中國軍隊在兵力部署上佔有優勢，而在重點地段的優勢則更為明顯。11月14日，印軍首先從東線瓦弄方向我軍發起進攻。
此時的印軍，實際並沒作好戰鬥準備。只因這天是尼赫魯73歲生日，考爾想為尼赫魯準備一份「首次重大勝利的生日賀禮」。但僅僅經過6個小時的激戰，印軍便在山頭上留下67具屍體，其它便一無所獲了。11月16日清晨，中國軍隊發起全線反攻，經一天激戰，至傍晚時分，我軍便奪取了印軍佔據的瓦弄地區。這一戰,共殲滅印軍1200餘人。
與此同時，在西線西山口-德讓宗-邦迪拉方向的反擊戰，也正式開始。這次戰役，被稱為「打頭、切尾、斬腰、剖腹」之戰。戰鬥中，中國軍隊通過穿插包圍方式，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區，全殲印軍3個旅，共斃俘印軍准將旅長豪爾·辛格以下官兵5200餘人，成為這場戰爭了中最大的戰役。
另外，在西線的其它地段，如裡米金、梅楚卡、都登和班公洛地區的反擊戰，同樣打的有聲有色。尤其是對印自衛反擊戰的最後一戰——班公洛地區反擊戰，更是打的乾脆利落。
班公洛，位於中印邊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縣斯潘古爾湖西側地區，西面與印度實際控制區的拉達克相接，是入侵印軍的一重要前進基地。在這裡，印軍建有6個據點，其中3個據點分佈在山脊樑上。這些據點居高臨下，既可控制西藏阿里邊防分民的哨卡，又可威脅阿里縱深之安全，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結果，經過三天激戰，班公洛地區反擊戰便勝利結束。至此，印度在西段的入侵據點全部清除。歷時一個月的共和國首次自衛反擊戰，以我軍勝利、印軍失敗而告終。
在這次對印自衛反擊戰中，我軍所到之處，印軍望風披靡，至11月20日，中國軍隊已完全佔領了邊界全線上的所有爭議地區。在西段，我軍清除了印軍侵佔的全部據點；在東段，我軍進到了非法的「麥線」以南、靠近傳統習慣線附近地區。作戰中，我全殲印軍3個旅、基本殲滅印軍3個旅，另殲印軍5個旅之大部，並俘獲了印軍第七旅旅長季·普·達爾維准將，擊斃印軍第六十二旅旅長希爾·辛格准將，總計殲滅侵印軍8900餘人。同時，還繳獲各種火炮300餘門，坦克10輛，汽車400輛以及各種槍支6300餘支（挺），及其它許多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
我邊防部隊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領導、指揮下，同仇敵愾、英勇戰鬥，以較小的代價（我軍共傷亡2400餘人），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不僅驅逐了入侵的印軍，維護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打擊了當時印度擴張主義者的囂張氣焰，而且大揚了我國的國威、軍威。
為了高舉和平談判的旗幟，促成我國三項建議的實現，中國政府於11月21日宣佈，從22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線主動停火，主動後撤。隨後，從12月1日開始，我軍便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線我側20公里以內。其後，又將繳獲的印軍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交還給印度，並釋放了全部印軍戰俘。
中國政府的這一義舉，在戰爭史上是史無先例的，因此得到了世界許多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讚揚。
1962年的這場中印戰爭，中國在軍事上取得了絕對優勢和勝利。其擊潰印軍、向前推進速度之快，有時甚至連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都無法控制。印度人自己的書這樣寫道：「在這場速戰速決的閃電戰中——實際上，戰爭一共持續了不超過十天——中國人到達東北邊境特區麥克馬洪線以南兩百英里的阿薩姆平原的邊緣，抵達了卡門邊區伏特山他們的主張線。在東北邊境特區另一端的魯希特邊區，他們向南和西南方向推進了100英里，強佔了從基比杜到瓦弄和哈渝梁的大片領土，他們還到達了距迪格搏伊油田僅剩下85英里的地方……」。
但是，勝利後的中國政府卻作出「單方面宣佈停火，立刻撤軍，不僅退回到戰爭開始以前的實際控制線，而且還從『麥線』繼續後撤了20公里，與印軍脫離接觸」的決定。馬克斯韋爾在《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這樣寫道：這與其說讓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不如說是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
儘管早在戰前，黨中央和毛澤東就已經說明了我國的作戰意圖，多次表示，只要保持邊界穩定，中國願意將部隊撤至實際控制線甚至「麥線」以內，但是，近年來國際國內尤其是我國國內一些專家、學者，仍對我國政府及時撤軍的決策不甚理解，褒貶不一。根據目前我們掌握的檔案材料分析，我們以為，我國政府當時之所以作出從邊界一帶主動撤軍的戰略決策，是基於以下幾個因素考慮，無疑是英明、正確之舉。
1、「內憂外患」，形勢嚴峻
眾所周知，新中國誕生於二戰後的冷戰歲月。不久，美帝國主義便在我國東北部邊界一帶燃起戰火，襁褓中的新中國被迫進行「抗美援朝」，並取得了偉大勝利。不久，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惡化，中蘇邊境一帶也不斷出現緊張局勢。中國面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兩面夾擊」的嚴峻形勢。因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印度在中印邊界不斷製造事端，頻頻向我邊防部隊發動進攻之時，正是美國對我發動冷戰最激烈以及中蘇關係破裂、兩國矛盾擴大時期，美蘇在政治和軍事上都對印度給予支持。此時，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集團也「趁火打劫」，不斷叫囂「反攻大陸」，美、蔣聯手不斷派飛機對我東南邊境及內地進行侵襲、騷擾和破壞。應該說，中國當時四面受敵，國際及周邊形勢異常嚴峻。
與此同時，我國國內形勢也不樂觀。我們在連續圓滿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國民經濟得以很快恢復和發展的情況下，出於迅速擺脫中國貧窮落後面貌的急切希望，到五十年代後期，黨的高層領導人逐漸滋生了「急噪冒進」情緒。1958年的「大躍進」、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遏制、封鎖和蘇聯的背信棄義以及嚴重的自然災害等「天災人禍」，使我國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不少地區出現饑荒。印度入侵、蠶食我國領土時，我國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
因此，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中國在有效教訓了印度之後及時撤軍，適時調整我國的外交戰略，有助於我國在經濟建設和外交、國防建設等多方面，取得更大成就。以後的實踐證明：中國及時從中印邊界一帶撤軍，既保證了我國西南邊境線的長期相對穩定，又使中國人民的精力集中到了國家的經濟恢復和外交、國防等建設事業上，從而使我國逐步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局面，改善了我國的國際處境，並相應地增強了我國的經濟實力、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聲望。
2、「易攻難守」，後勤困難
我國與印度的邊界線相對漫長。在中印邊界中國一側，地形以高山和叢林為主，地勢險峻，氣候惡劣，交通不便，而且一年中有半年時間為冰封期。中印邊界地區我方一側的惡劣環境和條件，給我軍造成了後勤保障上的困難，這些困難和條件又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克服和改造。
當時，對印反擊戰的後勤保障主要靠老鄉支前和犛牛運輸。據統計，一次戰役，即需支前犛牛三萬多頭。其它所有物資以及傷員烈士等，都要依靠老鄉手拉肩扛。那時，家家戶戶全出動，就連十二三歲的孩子也加入了「支前大隊」。因此說，沒有邊境一帶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要打敗印度是無法想像的。但是，這種靠犛牛和人民群眾雙肩維繫的後勤支援不可能長久。
西藏緯度低，降水量相對較多，尤其是與印度接壤的喜馬拉雅山脈，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響，氣候無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體塌方，阻斷公路。至今從四川進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夏天的絕大部分時間都不能通車，從雲南進西藏的公路有一段80多公里的塌方區，嚴重時可同時出現上百處塌方。密佈在西藏高原上那些數不清的大小河流更讓人提心吊膽，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把車陷入其中。每年從夏季一直延續到十月，西藏的雨季才算過去。但一到冬季，西藏地區道路上的積雪則達幾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因此即使依靠汽車從上千公里外的我國內地運送作戰物資，也將個沉重的負擔。就是目前，該地區的運輸線也隨時可能被冬雪夏雨而切斷。30多年前的情況，只會比現在更遭。
當年，我軍之所以選擇10月下旬教訓印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為了躲過雨季，以使運輸作戰物資的道路條件更有保障。但一進入11月，西藏便開始面臨大雪封山的威脅，加上天寒地凍，道路冰雪，行車困難又開始增加。
現代戰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作戰物資的大量消耗，猶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機器，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有序地調動、運輸和分配盡可能多的物資、給養和武器彈藥。而西藏高原上的運輸問題，是中國軍隊後勤體系幾乎無法解決的瓶頸。中國如果不及時停止作戰，即使開始階段可以獲得大勝，一旦大雪封山，運輸線中斷，其勝利果實將不能保持住。
而印度當時在軍事實力上雖然不如中國，但從保證後勤的運輸條件上，卻比中國有利得多。在印度一側，地勢開始漸趨平緩，自然條件對印軍特別是對其炮兵作戰，較為有利。同時，印度背後是南亞平原，有條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網，運輸幾乎暢通無阻。因此，一旦戰爭變成長久對峙，雙方在運輸條件方面的差距就會產生越來越大的作用。何況，應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國和英國已經開始將大批軍火運抵印度，尼赫魯還向英美要求提供15個轟炸機中隊，以空中打擊阻止中國軍隊。當時急於遏止中國及共產主義勢力的西方國家也在介入，而中國那時已經與蘇聯吵翻，得不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援。印度國內則掀起了空前的愛國主義浪潮，朝野一致，發誓要把戰爭進行到底。
毛澤東軍事思想一向主張「不打無把握之仗」，當時的條件和形勢沒有給中國長久保持勝利的把握——關鍵就在西藏高原對後勤的制約。從這一點上說，中國在1962年11月21日單方面停火和撤軍，可以被視為一種非常高超的謀略或者說非常精確的算計。
3、鞏固邊防，代價高昂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邊防是其基礎之一。然而，邊防完全是實力的體現和競賽。即使是在和平條件下要維持基本的邊防，也是非常艱難和昂貴的。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目前在西藏的駐軍數量到底是多少。但據報道，僅擔負青藏線一條公路軍事運輸的，就有九個汽車運輸團。這些運輸團隊，平時駐在青藏公路北端的青海格爾木（格爾木是五十年代在柴達木盆地荒灘上建起的一座軍城，作用就是保證對西藏的軍事供應），城南幾十公里處才是西藏高原北緣——崑崙山脈。目前，我國鐵路只修到格爾木，它成了該地區供應西藏物資的轉運站。西藏所需物資的80%從格爾木進藏；格爾木80%的職工直接或間接地為西藏物資供應服務。現在，我們隨時可以看到青藏公路上長達幾十輛甚至上百輛的軍車滿載物資駛往西藏。當年十八軍進藏時，開始只有三個步兵師三萬餘人。隨著進軍深入，運輸補給線不斷延長，後方機構迅速膨脹，相繼了成立汽車部隊、工兵部隊、兵站系統、航空站和地勤站等，部隊總人數擴到七萬餘人。但真正進藏部隊只有八千多人，其他人都是服務於後勤，相當於每進藏一個人，後方要有八個人支援。
解放初期，西藏地區物資奇缺，甚至連基本的生活物資也相當匱乏。即便是做飯取暖的燃料，對西藏駐軍都是個大問題。因此士兵們經常被派出尋找可供燃燒的牛羊糞便，這在全世界軍隊中恐怕也屬少見。
西藏高原面積雖大，能夠種植糧食的地區卻極少，生產的糧食僅夠本地人吃。如果中國軍隊就地購買糧食，立刻會引起糧價飛漲，市場緊張，以至擴展為社會不穩。毛澤東主席曾專門就此問題指示我駐西藏部隊，自己解決給養問題，不准在當地買糧。
後勤費用更是天文數字。西藏沒有石油，石油製品全部需要從中國內地運輸。在用油罐車運油的年代，由於運輸距離長，每運抵西藏兩車油，要消耗一輛相同油罐車運的油。後來我國花巨資鋪設了一條長1080公里的輸油管線，其中900多公里位於海拔4000米以上地區，860公里通過長年凍土地帶，過10座大山，還有雷暴區、熱溶湖塘、冰川等高原特有地形，整條管線常年由一個團的兵力守衛和維護。即使這樣，這條輸油管線還只是把油從格爾木送到拉薩，其他地區和邊防部隊的用油還是要靠汽車運送。
現代戰爭打的是後勤。後勤系統出現問題，就會影響到部隊的生存狀態。中國士兵比較能吃苦，所需物資數量相對較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物資供應量也將成倍甚至數倍地增長。而西藏的道路狀況又使得運輸損耗高得驚人。如，一車玻璃從格爾木拉到拉薩只有15%完好率，一車水泥則有50%撒在路上。至於不通公路的地區，運輸費用就更加昂貴了。在西藏墨脫縣，我軍駐有一個營，所需物資曾依靠僱傭老百姓翻山越嶺背送。僅此一項，一年所需費用即達1000萬到2000萬元人民幣。而一輛能在西藏使用的裝甲車，其價值不過200萬元左右。但要配備一個裝甲團，至少要一二百輛裝甲車，因此僅在裝甲車上的一項花費，即是幾億元。
現代化戰爭與對後勤的依賴性大大加強。如今，如果光靠犛牛和人力運輸，甚至連四歲的孩子背罐頭，則遠遠不再勝任。現代後期必須是一部巨大的吞吐機器，能在最短的時間裡有序地調動、運輸和分配最多的物資、給養、武器彈藥。
因此，儘管從軍事上講，青藏高原是中國的屏障，但從地理上看，它反過來又成為我軍後勤保障體系的極為障礙。運輸是難以克服和解決的瓶頸。
當1987年印度議會通過法令，正式在「麥線」以南中印爭議地區建立「阿魯納恰爾邦」時，我國軍方也曾強烈主張借此再打一場中印邊境戰爭，收復失地，再不撤退，但是除了其他因素的阻礙外，軍隊內部的反對意見主要就來自後勤系統，因為他們難以為戰爭需要提供切實保證。
4、展示誠意，廓清是非
實際上，主動撤軍是戰前、戰爭期間以及戰後，中國政府的一貫主張。戰前，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就曾表示過這種意向。對印反擊，是中國政府被迫無奈的選擇。當第一階段自衛反擊作戰取得勝利後，我軍正處於十分有利的態勢時，中國政府本著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一貫立場，為了中印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緩和由印度當局造成的嚴重局勢，即於10月24日發表聲明，提出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即停止戰爭，重開談判，雙方武裝部隊脫離接觸並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20公里（甚至表示願從「麥線」後撤20公里）。可謂誠意切切，仁至義盡。當日，周恩來總理還致函尼赫魯總理，希望印度政府對中國政府的三項建議作出積極反應。這三項建議，不僅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和平誠意，使全世界人民看清了我國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決心，得到世界上受好和平的國家及人民的熱烈歡迎和讚揚，而且剝下了尼赫魯自我標榜的和平中立、不結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當局侵略的真面目，進一步揭露了印度和國際上的反動勢力對中國的誣蔑。
接著，中國邊防部隊便遵照我國政府的聲明，在東段於24日停止追擊，到達旺河以北集結；西段也於28日停止了對入侵印軍的反擊，到甲崗、日土宗地區集結休整。11月4日，周恩來再次致函尼赫魯，呼籲印度積極響應中國政府的三項建議，進一步指出：這三項建議對於中印雙方「是對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讓的而不是強加於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協商的而不是武斷專橫的」，希望印度政府能作出積極反應。
但是，尼赫魯卻拒不接受中國政府的好意，反而變本加厲。在此情況下，我軍重拳出擊，以打促和，經過第二次打擊，終於實現了邊界安定的願望，達到了毛澤東主席「起碼保證邊界一帶幾十年的安定」的目的。此後，尼赫魯在邊境線上欲打打不過、欲和丟臉面，維持了相對長時期的和平局面。這種和平局面，當然是打擊的結果，但中國政府所表現的和平誠意，無疑也是其促成因素之一。
四、中印邊界地區的目前狀況
1、雙邊疆界狀況
整個中印邊界分西、中、東三段（邊界線長分別為600公里、450公里和650公里）。在每一段邊界上都有爭議地區。
目前中印兩國的實際領土控制線，在東段是中國一直不承認的「麥克馬洪線」。這條線，在中國地圖上標明為中國領土，實際卻在印度控制下，面積約九萬多平方公里。印度地圖已經將其作為它的正式、合法邊界，並在這一地區成立了「阿魯納恰爾邦」，同時向該地區大量移民。目前定居在那裡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總和多兩倍。在西段，雙方爭議面積為3萬多平方公里，主要是我國的阿克賽欽地區，除巴裡加斯一處外，其餘都控制在我們手中。在中段，雙方爭議面積約2100平方公里，分為4處，現控制在印度手中。
以上三段合計，我國領土成為中印爭議區的總面積為125500平方公里，我方控制其中27％，印度非法侵佔73％。印度佔我領土面積，相當於六個北京、一個浙江省或兩個半台灣省，比英阿爭奪的馬島大10倍，比日俄爭執的「北方四島」大20倍，為我國總領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這樣大面積的領土爭端，在現代國際社會中，是一個國家非法侵佔別國領土的最大案例。
2、兩國軍事狀況
印度是世界上軍費開支超過教育投資的有數的幾個國家之一。近幾年來，印度在經濟實力有所增強的同時，對其軍事戰略目標也作了一些較大調整，即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威懾巴基斯坦，控制弱小鄰國，遏制中國，攔阻地區外大國向南亞滲透，最終稱霸南亞、控制印度洋、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國行列。
在這種戰略目標的指導下，印度近年來每年投入100多億美元的軍費用於發展軍事力量，並將逐年增加，爭取在2015年前進入「世界一級軍事大國」行列。印度海軍已擁有包括2艘輕型航母在內的100餘艘艦隻。為了獲得海上強國地位，印度海軍的主戰裝備正向大型化、導彈化和自動化方向發展，目標是控制印度洋。而印度洋正是我國與中東、波斯灣、地中海、東非等地聯繫的海上必經之路。控制了印度洋，就等於控制了中國通往這些地區的海上通道。
印度獨立後的既定國家戰略是：在南亞與印度洋建立以印度為中心的勢力圈；走富國強兵之路，以科技帶動經濟與國防；先在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建立以印度為中心的包括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都有共同目標的地區性集團，並實現其對領土的要求，成為地區超級大國，然後爭當世界強國。為了實現這個戰略目標，印度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進行大規模的核試驗，是目前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一。尼赫魯當年講過：「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印度霸權主義國家戰略在當時就已初露端倪。
印度地區霸權戰略的基本原則是：一、逐步控制南亞中小國家，首先控制巴基斯坦，並向印度洋擴張。二、更加靈活地在大國之間搞平衡，使東西方都能結好印度。首先是繼續保持同俄羅斯的關係，爭取援助和支持；努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以便獲取高技術；加緊發展與日本、西歐的關係，以獲得經濟實惠，並借勢提高自己在大國中的地位。三、利用不結盟運動提高聲望，擴充稱霸的政治資本，力圖充當第三世界特別是印度洋沿岸國家利益的代表。四、敵視和排除中國。因此，印度雖然公開表示願意同我改善關係，和平共處，但始終暗自以我為主要的潛在對手，在各方面尤其是在高技術領域與我競爭，以取得至少能同我國相並列的大國地位。同時，在中印邊界問題上，以武力作後盾，企圖通過外交談判獲得有利於印度的政治解決。五、侵佔鄰國領土。印度政府的這一主張和立場，經受了歷屆政府更替的考驗，顯示出了十足的頑固性，很難改變。
印度的國防戰略，是與其地區霸權戰略相適應的「地區進攻性戰略」，即謀求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加速軍隊的現代化，穩步塑造和發展對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強大威懾形象與國防力量，力爭能同時打擊巴基斯坦和對付中國，鞏固既得利益，並伺機向周邊國家、印度洋及中國南海地區擴張。印度防務專家認為，「對於印度來說，只有將它的軍隊駐紮在喜馬拉雅山頂時，才能確保它的防務」。
當前，印軍實行「攻勢防禦」戰略方針。這個方針，是其對華戰略防禦思想的重大發展。有三方面內容：一是建立一支實戰與威懾並重的軍事力量，在邊境地區保持對我的軍事壓力。二是以鞏固和擴大領土利益為目標，加強在邊境地區的蠶食活動，力圖保住東段、守住中段、奪取西段。三是有重點地建立攻守兼備的軍事部署，準備與我打一場不同強度和規模的戰爭。
目前，印軍在中印邊境東段（包括中錫邊境）地區部署的陸軍有2個軍8個師共21萬多人，而且在縱深（靠近錯那方向）還部署了1個軍作為預備隊；空軍有9個飛行聯隊、1個導彈分隊。與60年代初相比增加了4倍，已對我形成局部優勢（7倍以上優勢），遠遠超過了它的防禦需要。而且印軍在武器裝備的質量上優勢明顯，尤其是空軍力量和導彈力量較強。印軍現有各型飛機1800架，其中有40架幻影2000，100架米格27，63架米格29，120架美洲虎，40架蘇30MK。與我相比具有明顯的質量優勢。
中印邊境地區的印度炮兵發展迅速，現已全部裝備了瑞典的FH-77B（155毫米口徑）和俄羅斯的M-46（130毫米口徑）野戰火炮。FH-77B型火炮射程在40公里以上，可發射從俄羅斯引進的「卡斯諾普」-M型激光制導炮彈。目前，印度正在研製一種射程超過70公里的火炮，如果此種炮彈全面投入使用，印軍可取得中印邊界地區的炮火主動權。此外，印度還在中印邊界部署了射程為150公里的「普裡特維」戰術導彈群。
為了適應與中國未來在山地作戰的特點，印度專門組建了10個山地師，其中9個部署在中印邊境。並且在中印邊境上部署了印全部軍力的1/3以上，特別是空軍在中印邊境對中國形成局部的絕對優勢。自80年代起，印度不惜耗巨資在地理環境惡劣的中印西段邊界的拉達克地區全面進行戰場建設，目前該地區的戰場準備已具規模，囤集了7倍於我的兵力。此外，還在近幾年裡連續舉行了數十次「以中國為假想敵」的作戰演習。對於我國積極推進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印度一些人稱，「中國會借此打開通往印度洋的西南戰略通道，對印度構成新的威脅」。印度長期以來一直視中國為潛在對手，明確宣稱其核武器實驗針對的是中國。
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中印邊境鬥爭形勢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面對印度邁進核門檻後對我國安全帶來的新威脅，需要我們在汲取對印鬥爭成功經驗基礎上尋求新的對策。我們應正確分析形勢，充分認識對印鬥爭的戰略地位，合理確定對印軍事鬥爭的目標，採取靈活鬥爭策略，發揮外交手段的遏製作用，加強國防建設，有效掌握對印鬥爭的主動權。
3、中印關係現狀
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和幅員大國，都屬第三世界，歷史上既有相同的遭遇，也有友好交往的傳統。雙方具有相互理解、達成共識的基礎、願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兩國的邊界問題，是中印兩國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唯一途徑，也是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
當年的邊界戰爭，完全是中國方面的被迫選擇。中國人民願意並力爭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決兩國領土爭端，並一直堅持著不懈努力。早在1979年2月，鄧小平同志在接見印度外長時就曾指出：「中印兩國應該求同存異，世界問題可以通過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地一攬解決」。應該看到，只要雙方都能以誠相見，按照上述原則辦事，中印邊界是能夠成為一條和平友好邊界的。
當1987年印在非法的「麥線」以南中國領土上建立所謂「阿魯納恰爾邦」，與此同時中方多次嚴正聲明並要求印撤回所有越線設點的軍事人員之後，第二年12月印度總理拉·甘地便應邀訪華，雙方表示在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邊界問題辦法的同時，積極發展其他方面的關係，努力創造有利於解決邊界問題的氣氛和條件。同時，雙方還就建立邊界問題副外長級聯合工作小組達成一致。迄今，兩國副外長級邊界問題聯合小組已舉行了10餘輪會談，雙方一致認為邊界問題不應成為兩國發展其他雙邊關係障礙，而應通過和平談判加以解決。
1991年12月，李鵬總理訪印，兩國簽署了一系列條約、協議，推動了雙邊關係的全面改善和發展。此後，印度總統、議長和國防部長等要人相繼訪華，推動了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改善。
1993年9月，拉奧總理訪華，兩國政府又簽署了包括《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等，並成立專家小組，討論制定協定的實施辦法。同年，李瑞環主席訪印，雙方進一步增強了瞭解，取得了一些積極進展。次年，兩國高級領導人繼續互訪，簽署了一些新的協議、協定。
正是在此基礎上，1995年11月雙方撤除了兩軍在邊境東段旺東地區過於接近的哨所，使邊境局勢更趨穩定。
1996年11月底，江澤民主席訪印，這是中印建交以來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印。訪問期間，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這是中印在建立相互信任方面採取的重要舉措。協定的簽署和實施，有助於進一步維護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的和平與安寧，為邊界問題的最終解決創造良好的氣氛。之後，兩國依然保持著高層對話的勢頭。
但是，1998年5月，印度連續進行了核試驗，並以「中國威脅」為借口對我進行無端指責，中印關係嚴重倒退。中國方面對印度的污蔑和攻擊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迫使印方有所收斂並通過各種渠道與我接觸，尋求修復兩國關係。7月，在第五屆ARF會議期間，印計委副主席主動拜會唐家璇外長。1999年2月，中印兩國外交部官員在北京會晤，確認雙方互不構成威脅，後來又經過多次高層接觸，達成諒解，雙方均表示願意推動雙邊關係的恢復和發展。
2000年5月28日至6月3日，應江主席的邀請，印度總統科切裡爾.納拉亞南對我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就一系列問題達成了許多共識。2001年1月，李鵬委員長再次訪印，促進了兩國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至今，中印關係一直保持較好的發展勢頭。
當前，中國政府和人民正滿懷真誠地積極謀求和探討解決邊界問題的更加有效的方式和途徑。我們相信，只要兩國人民以誠相待，捐棄前嫌，通過兩國政府和人民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在新的世紀裡一定能夠公正、合理的解決困擾兩國關係深入發展的邊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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